• 其他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文化建設任重而道遠

    ———防止馬克思主義工具化

    宋揚

    2012-02-17 04:54


        一
       
        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六中全會的《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把我國目前文化建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主要問題具體歸結為八個方面:“一些地方和單位對文化建設重要性、必要性、緊迫性認識不夠,文化在推動全民族文明素質提高中的作用亟待加強;一些領域道德失范、誠信缺失,一些社會成員人生觀、價值觀扭曲,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社會思潮更為緊迫,鞏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礎任務繁重;輿論引導能力需要提高,網絡建設和管理亟待加強和改進;有影響的精品力作還不夠多,文化產品創作生產引導力度需要加大;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不健全,城鄉、區域文化發展不平衡;文化產業規模不大、結構不合理,束縛文化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機制問題尚未根本解決;文化走出去較為薄弱,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需要進一步增強;文化人才隊伍建設急需加強?!盵1]
       
        目前我國文化建設存在的一個很重要問題是核心價值觀和思想理論凝聚力不強,信仰多元化甚至分裂,理論信仰和基本價值觀缺乏基本共識。核心是兩個問題:信仰選擇問題和價值認同問題。文化軟實力主要來自于信仰的力量和共同的價值選擇以及相關制度的認同。沒有這幾條,就不會有軟實力,文化實力也就真的成為了“軟”實力。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問題?有兩點原因值得思考。
       
        客觀的原因是源于市場經濟價值理念的沖擊。市場經濟不僅僅是一種資源配置的方式,通過微觀和宏觀需求產生新的生產動力促進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市場經濟實質是“全套設備”,包含一整套的價值觀、社會經濟組織結構和關系在里面,其核心價值是個人主義、私權保障和自由、形式法治、形式平等和形式公正,最實質的概括就是西方語境中的“人權憲政”。這個人權講的是個人的私權,尤其是私有財產權和選擇自由;這個憲政就是把公權力放在法治的框架內,實質是為了保障私權并受其約束的政治體制。建立在個人私權基礎上的政治體制,無論實行的是一黨制、兩黨制還是多黨制,無論是什么主義,只要經濟基礎是由私有資本或個人權利主導,其實質都必然是資本主義或“類資本主義”。因為,從根本上說,社會的實質不是由上層建筑決定的,而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
       
        中國發展市場經濟,如果完全按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邏輯,我國的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早早晚晚會演進到資本主義社會早期形態上去。貧富兩極分化、發展不平衡、資本和強權專制,現在這些跡象有的已然顯露。這樣的結果,共產黨人不可能認可。所以,不能放任市場經濟負面效應的放大,而是要把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的制度追求有機統一起來,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使市場經濟的社會活力和動力機制,為勞動人民大眾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但這實質是一對矛盾。社會發展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它有著自身的內在邏輯和規律。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主張市場經濟為社會主義和人民大眾服務,但市場經濟自身的邏輯是追逐資本效益的最大化,社會財富往升值潛力最大和增速最高的地區、領域和個人積聚。共產黨和社會主義主張“共富”和“公益”,而市場經濟和經濟人則追逐私利最大化、趨向于分配不公和兩極分化。究竟誰能戰勝誰,也就是社會主義基本價值觀與資本主義基本價值觀目前還在較力中,正處于矛盾、沖突和融合狀態。最終的結局會怎樣?是相互吸納和融合,還是不可調和地最終傾向于某一方?全國各地實證調研的結果證明,實現共產黨的科學、民主和依法執政與市場經濟的私權自由和動力機制的結合是完全有可能的。共產黨和市場經濟都有相互適應的過程,都有制度轉型和功能再造的問題。共產黨既要堅持共富公益,也要適應具有人權、法治要求的市場經濟;而市場經濟既需要人權法治,也需要社會成員共富,公益共享,最終實現共產黨領導與市場經濟兩者的優勢結合,創造一種既借鑒兩者的制度優勢、又能夠超越兩者制度負面效應的新制度體制和新文化形態。絕對要避免我國政治制度的弊端與市場經濟負面效應的結合和放大。
       
        主觀的原因是對馬克思主義工具化的定位。能不能把馬克思主義僅僅作為一種科學的工具理性而不是作為一種信仰體系來定位?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講到:“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盵2]這是實踐的觀點。在今天看來,馬克思主義者,不僅僅在于改造世界,還在于這個世界就在我們心里?!皩嵺`+信仰”,這雖是個帶有宗教色彩的觀點,但確實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必須具有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信仰和理念的總綱和源頭。這個問題不講清楚,其他都是枝梢末節。
       
        對于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來說,最主要的危險還不在于誤讀、曲解和修正,因為誤讀、曲解和修正比較容易被發現,也容易被撥亂反正,最大的危險在于把馬克思主義工具化。過去講“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但僅有批判還是不夠的,還要把武器化為一種信仰的力量,永久性地放到心里去。工具化的馬克思主義雖然符合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馬克思主義本質上確實是一種關于社會科學的理論、指導國家和社會建設的理論。但在今天看來,更應該把馬克思主義提升到一種人類發展求解放的信仰體系。如果把馬克思主義僅僅定位在科學的工具理性層面,那跟實用主義提倡的“真理就是于經驗的解釋、有用就是真理”的思維有時就很難區別開來。這種工具化馬克思主義的必然邏輯就是:什么理論管用,就接受什么理論;并且只許成功不能失誤、更不能失敗,失敗了就沒人信了。既然你是科學理論,就要經得起實踐的檢驗和驗證。這就是為什么改革開放以后,那么多人包括一些老黨員放棄了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轉而信仰“民主社會主義”或其他什么主義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實踐證明,馬克思主義也必然要經歷挫折和失誤。因為,作為一種社會科學理論,不可能是萬能的,它對真理的認識也是受時空條件和認知主體的各方面條件限制的。馬克思主義不可能窮盡真理,它同樣是一種不斷發展和完善的理論。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和實踐意義以及對宗教的超越在于,它指明了在現實世界而不是來世、勞苦大眾求得真正解放和自由的實踐道路。這個道路就是要從根本上對自私有制產生以來,社會的人性異化和不自由、受各種外在的強制力(包括強權、資本、黑惡、宗法、族群、極端等各種社會勢力)壓迫、剝削、束縛、限制以及一切社會不公平、不平等、不自由的根本性反叛和抗爭。所以,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寧、斯大林都把馬克思主義的實質歸結為“階級斗爭理論”;毛澤東講過的一句話更直白:“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盵3]但這種“斗爭哲學”是對于私有專制下的黑暗、邪惡、不平等、不公正、不自由而言的,對于一切有利于光明、真善美和平等、公正、自由的理論觀念、法律制度、運動實踐,馬克思主義都持有扶持、培育和熱烈歡迎的立場和態度,包括對“和諧社會”建設的強調。
       
        對于馬克思主義為勞苦大眾的解放和自由形成的教義,沒有“實踐+信仰”,就很難持久性堅持。因為社會和國家中的一切特權者、強勢者、各種為一己之私的黑惡、宗法、家族、族群集團以及一切極端偏執的利益共同體,都不會贊同馬克思主義的人人奉獻、人人自由、平等公正的“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對這些力量都構成極大的威脅。因此,堅持馬克思主義必然要面對各種攻擊、詆毀、歪曲、丑化等各種考驗甚至于發展道路上的失敗和曲折。但對于那些為國家和社會主張一切真正平等、公正和自由的人來說,信仰馬克思主義實質是一種發自內心的“文化自覺”。如同基督教的新教改革、佛教的禪宗、儒教心學、道教修行等等,實質都是強調一種自性的覺悟?!白杂X也就是自悟”,“自信也就是自性”,是靠自覺認同而不是外在強制的理論。沒有外在的約束和限制,只要你從內心里真正地信仰它,它就會影響甚至決定你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決定你的價值觀、幸福觀、人生觀和社會國家觀等等。就像目前發生在美國的“占領華爾街”示威活動,沒有組織和領導者,也沒有外在的強制性約束,就是兩句口號,“我們是99%”、“要就業不要戰爭”,具有典型的自覺的特征。
       
        從基本內核來總結和提煉馬克思主義的精義,可以這樣概括:“超越資本主義的形式平等、公正和自由,實現社會主義的實質平等、公正和自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目前處于補課階段,補資本主義優勢———市場經濟和形式平等、公正、自由之課。千萬不要忘了這一條。忘了鄧小平補課論,就會真正走向資本主義。我們不能把共產主義僅僅作為一種在遙遠的未來才能實現的理想社會形態,而是要像黨的十二大報告所提出的,共產主義既是一種社會理想,又是一種社會運動?!肮伯a主義首先是一種運動?!薄肮伯a主義的思想和共產主義的實踐早已存在于我們的現實生活中。那種認為‘共產主義是渺茫的幻想’、‘共產主義沒有經過實踐檢驗’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我們每天的生活都包含著共產主義,都離不了共產主義?!盵4]社會運動與我們每個人的現實生活密不可分,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遙不可及的事情。孟子對儒學的貢獻之一,就是弘揚了孔子的“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主張“孝悌之道”,把“仁以為己任”落到了日用倫常之間。共產主義理論和人格追求,也應該這樣,貫徹到日用倫常中去。你把理想和現實割裂開來,“共產主義”如果是
        需要多少代人才能實現的社會理想,那還有多少人會在現實社會中去堅持呢?久而久之,“共產主義”就會不知不覺地離我們而去。人們就會自覺不自覺地選擇別的什么信仰和追求,來填補這塊社會精神需求的信仰空間。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權威主義甚至黃賭毒的東西,都會乘機而入。如果說搞市場經濟了,人人自私就是天理,這種“理性經濟人”滲透到政治和社會倫理領域,權力不腐敗和社會道德不墮落倒成了怪事。
       
        二
       
        馬克思主義不是僵化的理論教條,它是一種發展中的科學信仰體系。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來說,十七大確立的“科學發展觀”,意義重大。它集中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核心價值和理論效用。但如何豐富和發展它,還有相當大的空間。本文嘗試性地拓展解讀科學發展觀的意蘊和內涵。具體包括“以人為本、一個中心、兩維開放、三者結合、四位一體、五項統籌”。
       
        “以人為本”,黨的十七大報告的解讀主要是“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但對“人”的解讀實際上存在“個人”(自然人或公民個體)和“人民”(勞動大眾的群體或階級的聯合體)之爭?!白鹬睾捅U先藱唷钡摹叭恕?,其含義就是作為自然人的個體,或是公民的個體?!耙匀藶楸尽笔紫仁且匀嗣竦臋嗬屠鏋楸?,也就是“民本”,其次是“人本”,尊重和保障人權,以實現基本人權和公民權為本?!耙匀藶楸尽睉摪ā懊癖竞腿吮尽钡慕Y合。
       
        “一個中心”,就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對于處于初級階段的中國來說,經濟建設就是最大的政治,因為它代表了人民的最大利益和根本利益。這是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就說過的話?,F在人們常說的是“發展是硬道理”,并進一步引申為“科學發展是硬道理”。但對此學界有不同意見。有人認為“國家制度建設”或“政治社會建設”已經成為當下中國社會發展面臨的主要任務,也就是說,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發生了變化,已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轉變為以政治建設或社會建設為中心。因此,政治體制改革或社會民生建設應該成為中國執政黨和政府的中心工作。這涉及到對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中央的意見仍是堅持黨的十三大以來的觀點:“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我們現階段面臨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也是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強調的觀點。除非發生大規模的戰爭等無法回避的矛盾,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都要一心一意謀發展,堅持到本世紀中期,使國民經濟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關于中央對社會主要矛盾的表述,現在看來確有需要補充和完善的地方?!拔镔|文化需要”已經不能準確地概括和表達我國現代化進程中人們的現實需要。經驗證明,我國除了一些極其落后的地方,人們已經不能僅僅滿足于“物質文化需要”,還需要滿足對民主、公正、自由、平等等各項權利的制度需求。黨的十六大正式采用了江澤民在2001年提出、在2002年正式表述的“政治文明”概念?!鞍l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不斷促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協調發展,推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盵6]實際上已經提出了這方面的需要和政策導向。堅持“經濟建設為中心”是正確的,“物質文化需要”的判斷也是正確的,但應該補充“權利需要”這方面的內容。
       
        “兩維開放”或者稱之為“兩個大局”,即中國任何一個地區的發展都面臨國內開放和國際開放兩個大局。中國是個超大型的國家,每一個省甚至地級市,都相當世界上一個中等國家的規模。允許各地根據實踐探索和依據實踐經驗的發展,必然形成大一統框架下的多元發展和競爭的格局。目前出現的“廣州模式”與“重慶模式”之爭,實際上就體現了這樣一種發展多樣化的態勢。完全用過去的一元化的大一統的思維,發展成為統一的模式,事實上已經不現實。中國這個國家實在是太大了,這樣一個龐大的經濟體和政治社會共同體,各地的域情不同,沿海文化和內陸文化、長江流域的楚文化和黃河流域的魯文化,實際上都存在較大的差異。因此,發展的多樣性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中國自本世紀初(2001年11月11日在卡塔爾多哈接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議定書》)加入世界經濟一體化和全球治理體系后,各地都不僅僅面臨一個對本國其他地方市場開放的問題,更存在一個對世界市場開放的問題,如何更有效地利用和整合全國乃至世界性資源為本地經濟發展服務,已成為各地黨委和政府必然具有的執政視野和政府能力。沒有這樣的視野和能力,不能站在中國和世界的舞臺上籌劃本地的發展,就不能成為一個合格的地方領導者。
       
        “三者結合”就是共產黨領導、市場經濟和具體國情相結合。這三者的結合,前兩者都是從西方學來的舶來品。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的組織形式,市場經濟是西方自由主義的經濟形式,只有中國國情,尤其是中國文化,是本土的要素。共產黨和市場經濟的結合,本身就是一件具有世界意義的探索和創舉。共產黨能不能成功領導市場經濟?這在許多人心目中還存在著一個問號?;蛘吖伯a黨發揮其制度優勢又充分利用市場經濟的優勢,又沒有被市場經濟的價值觀和負面效應所左右;或者市場經濟改造甚至征服了共產黨,共產黨變質易旗,完全按照西方的政治制度轉型。這個問題是中國政治建設第一號難題。
       
        其次,共產黨和市場經濟的結合不是在本本上或規劃圖上進行的,它是在有著幾千年文明史的中國大地上進行的,因此必然受中國國情和文化的影響、調試和校正。中國傳統文化的一些要素對共產黨領導和市場經濟產生的影響和作用是巨大的。比如以下六點對中國政治建設和經濟建設都有巨大的調適作用:一是“圣民合一”,也就是所謂的“民本主義”,中國人內心的“反貪官不反皇帝”的理念基礎,就是認為圣王是代表全天下人民大眾利益的。二是“家國天下”,家和國以至天下的內在利益的統一性。因此荀子主張“義利并舉、王霸并用”,小家的私與天下的公結合,有大小之分,為天下可以舍小家。中國人平時為個人和家庭以及所在團隊著想,但一遇到天災國難,多數人義不容辭,體現出“天下為公”的情懷。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關老爺、水滸傳的忠義二字體現的都是這樣的一種文化內涵。三是“不逼不反”,官逼民反,林沖雪夜上梁山;官不逼,民不反,梁山反了還是受招安。對圣王和政府的依賴和期待;各家自掃門前雪,公德弱、私德強,但天下大公意識更強,總是依賴和相信圣王和政府會出來拯救蒼生。四是“親友互助”,形成中國特有的社會保障利益關系體制,一方有難,八方支援;親友有難,盡力相助。即使像2008年“金融大危機”中國出現那樣大規模的農民工流動,也沒有出現社會不穩的跡象。親友互助和鄉村土地像一個巨大的海綿蓄水池,對不穩定和動亂的吸納能力是超乎想象的。五是“勤儉持家”,中國人歷來重儲蓄輕消費,為社會生活作長久的保障和投資,應對教育、重病和種種不測的天災人禍。日本29%就業者靠薪酬度日,如果出現大規模的失業,對外擴張和戰爭可能會成為一種現實選擇。六是“信仰多元”,世俗儒家官文化雖然千年天下一統,但宗教信仰多元,從漢唐后歷朝歷代如此,尤以唐宋以來為甚。唐代皇室扶持道教,因為道教老子姓李名耳,與李同姓;對其他宗教并不排斥,而是采取兼容并收、諸教并行的態度。高祖武德八年下詔敘三教先后,老先、次孔、末釋;高宗時修大雁塔為玄奘譯經文用。整個唐代一朝,除武則天把佛教置于道教之上外,均扶持道教。但就皇帝個人而言,李世民更重儒學。太宗在《慎所好》中就說得很明白,“膚今所好者,惟在堯、舜之道,周、孔之教,以為如鳥有翼,如魚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暫無也”[7]。宋代儒、釋、道并存,宋真宗和徽宗最重道教,宗教內部本身也主張三教合一。道教南宗臺州的張伯端主張“教雖分三,道乃歸一”,北宗王重陽內丹修煉尚禪道結合。元代和明代有些皇室特重道教,元代早期扶持全真教,進據江南后,便轉向扶植張陵(張道陵、張天師、正一真人)后嗣主領的龍虎宗。明成祖因靖難之變后,在武當山大修真武觀,設道官衙門專司管理。其后人明世宗朱厚熜(嘉靖皇帝)在明朝諸帝中最崇道教。他在位期間,以修道為首務,致使嚴嵩專權20載。
       
        以大唐貞觀、永徽、開元朝為代表的中國文化信仰體系的精髓的總特征是一個“容”字,政治和君臣上寬容、信仰和文化上包容、經濟和社會生活通容。正因為有了這樣的傳統文化精神的社會基礎,才為我們國家政治上或執政黨的失誤、探索甚至腐敗,保留了較長時間的寬容度和張力彈性;為我們的經濟發展和金融投資體制提供了厚重的社會資金保障;為我們的文化融合和選擇以及信仰認同提供了廣闊的社會舞臺和操作空間;也為我國探索不同的制度和文化的結合提供了社會基礎條件。沒有這樣博大和包容的文化基因,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不可能在這樣一種相對穩定的政治社會形態下持久推進。
       
        “四位一體”就是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的一體化和密切關聯性,實際還應包括“生態”,是“五位一體”。四位一體很重要,四個領域的關聯性考慮,就會對許多問題產生不同的視角、評價尺度和不同的結論。比如對政治體制改革的評價,如果單純從狹義的政治領域來看待這個問題,從是否解決了權力過分集中的問題、家長制問題、官僚主義問題、權力腐敗問題、黨的執政的民主化和法制化轉型問題、政府的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供給效能問題、實現法治公正和人權保障的法制落實問題等等來評價這個問題,人們肯定會得出比較悲觀和滯后的評價;但如果從中國的政治發展與經濟建設、與市場經濟和社會結構關系變化是否基本相適應的視角來評價這個問題,從執政黨和政府的執政效能和有效政府的功能定位來看待這一問題,就會得出非常樂觀和積極的評價。30多年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改革開放、一心一意搞市場經濟,誰也不能否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在中國大地上不斷創造出的各地經濟崛起的奇跡。也就是說,如果用西方政治學的學科視野來評價中國的政治發展,就會形成非?;野岛捅^的結論;但從中國治國安邦的大政治觀出發,就會形成完全不同的看法和結論。對市場經濟建設的評價也是一樣,如果從社會建設以及生態建設這些單一領域和視角評價,得出的結論也不會樂觀;民生的“三座大山”是由于過度市場化造成的;貧富分化分配不公、區域發展不平衡、某些集團的利益捆綁、“三高”企業對環境和資源的破壞和消耗等等。經濟、社會、文化、生態都有相對的定義域,但不能僅僅限于這些定義域。從單一的定義域來看待和評價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各個領域,都會得出不全面甚至不正確的結論。
       
        “五項統籌”就是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經濟與社會、人與自然、國內與國外等五對關系,要統籌考慮一體化發展。這五個一體化發展能夠解決可持續發展、公平發展和均衡發展的問題。這五項統籌有極強的針對性。2003年以前,中國發展盛行“GDP主義”,發展是硬道理演化成“GDP是硬道理”,由此出現了上述五對關系嚴重失衡的問題?!叭齻€差距”不斷擴大、可持續發展與能源和環境的沖突、外向型經濟與世界經濟危機的矛盾、擴大投資拉動內需與收入差拉大和廣大民眾消費能力不足的沖突等等,“科學發展觀”的提出是問題和壓力的驅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大勢使然。為了從根本上解決“五大統籌”問題,中央先后在重慶和成都建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在湖北武漢城市圈和湖南湘株潭城市圈試行環境友好型和資源節約型的“兩型社會建設”,在廣東深圳等地、浙江溫臺等地、江蘇蘇州無錫等地,都鼓勵發展外向型經濟,發展新經濟,以又好又快的發展替代又快又好的發展,以創新驅動逐漸取代要素驅動,爭取在世界市場經濟的競爭中不斷擴大我國的品牌競爭力。
       
        綜上所述,“以人為本”與“一個中心、兩維開放、三者結合、四維一體、五項統籌”是解決目前中國發展問題的理論,應該讓廣大干部和群眾掌握,成為中國現代化建設不斷走向輝煌的強大思想武器。
       
       
        注釋:
        [1]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Z].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1.
        [3]毛澤東.在延安各界慶祝斯大林六十壽辰大會上的講話[R].1939-12-21.
        [4]胡耀邦.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新局面─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9,30.
        [5]趙紫陽.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R].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8,12.
        [6]江澤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R].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54-55.
        [7](唐)吳競撰.貞觀政要·慎所好第二十一[M].北京:中華書局,2009:170.
       
       
        陳紅太,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

    2018-07-14 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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