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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學科研究 理論研究

黨的領導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治化中的作用與意義

沈華

2021-07-12 09:27

陳健 郭冠清
《上海經濟研究》2021年第4期


一、引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全面依法治國提出了一系列重大舉措,其中“堅持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中居于首位,“堅持黨對全面依法治國的領導”在習近平法治思想中處于首要和根本地位[1]。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通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治化,將堅持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和堅持黨對全面依法治國的領導,兩者融為一體。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和法治化的必然選擇。

  “市場經濟必然是法治經濟”[2],現代市場經濟以法治為其基本特征。市場經濟是市場參與主體以平等和獨立自主方式參與社會分工、進行商品和服務交易,以市場價格引導實現資源配置的經濟運行模式,這必然要對保護產權、實施契約、維護秩序等方面提出較高要求。為這些方面的要求建立正式制度的保障,是現代市場經濟的基本前提,如果缺乏正式制度保障,市場經濟只能囿于非正式部門,市場交易只能依靠市場主體之間非正式的關系與信任,這將嚴重限制市場范圍的擴大和市場分工的深化?,F代市場經濟需要正式制度的支持,否則是無法自我維持的(錢穎一,2000),法治為市場經濟提供正式制度保障,使現代市場經濟能夠正常運轉,并不斷深化和發展。


 ?。ㄒ唬┥鐣髁x市場經濟的法治化過程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市場經濟,自然也是法治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從之前計劃經濟改革而來,其發展是一個動態過程,而作為其保障的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也必然是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這形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治保障作用不斷強化的法治化過程。改革開放之初國家大力推動法制建設,法制建設更多著眼于法律的完備完善,在經濟體制改革后,市場及多種經濟成分開始出現,市場參與者日益增多,調節市場行為的法律體系從無到有逐漸形成。黨的十四大報告首次提出在我國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讓“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形成相繼并起的關系,黨的十五大報告提出了“依法治國”,更加強調法律至上的地位,所有個人和組織都處于法律之下,從而形成穩定制度,法治成為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1999年憲法修正案寫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要從制度上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上升到制度層面,而法治無疑是最重要的保障。對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依法治國作為基本方略從一開始就與之緊密結合,意義就在于以法治方式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這是對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深入推進。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制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標和任務,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全面依法治國為全面深化改革起到基礎性保障性作用,也是為經濟體制改革起到基礎性保障性作用,在新時代市場從起基礎性作用上升到起決定性作用,對應的是法治從依法治國上升到全面依法治國,這反映了法治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起的基礎性保障性作用的不斷上升,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更具有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新時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轉變為要推動高質量發展,而“貫徹新發展理念,實現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必須堅持以法治為引領”[3]。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要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2020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提出要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強化法治保障,并為此提出了若干原則要求。隨著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取得決定性成就,中國邁入新發展階段,全面依法治國仍然為新的“四個全面”提供長期穩定的法治保障,為推進經濟體制改革,構建更加系統完備、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起到基礎性保障性作用。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提供穩定的正式制度保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猶如鳥之雙翼、車之雙輪,兩者相輔相成、相互促進、渾然一體,共同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有機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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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從原來的計劃經濟轉型而來,政府要從原來全能型政府轉為規范政府和市場邊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同時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必須以保護產權、維護契約、統一市場、平等交換、公平競爭、有效監管為基本導向。這些導向既是政府職能轉變的方向,也都必須通過法治來落實,構成了法治經濟的核心要求(裴長洪,2015)。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正式制度的支持,以實現保護產權、維護契約、監管市場等功能,而執行這些功能通常需要政府具有強制權力進行執法,但當政府強制權力運用不當,甚至政府自身尋租設租和陷入腐敗,政府會失去維護和增強市場的功能。要防止這點,就是“要健全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讓人民監督權力,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確保國家機關按照法定權限和程序行使權力”[4]?,F代市場經濟的發展也是政府職能不斷擴展的過程,政府職能越來越廣,對恰當行使政府職能也提出了越來越高的要求,這只有通過法治約束政府行為,才能保證市場主體的合法經營,不斷擴展市場分工和交易的空間。要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使政府和市場都恰當發揮作用,就是“要用法治來規范政府和市場的邊界,尊重市場經濟規律,通過市場化手段,在法治框架內調整各類市場主體的利益關系”[5]。法治為市場經濟起的保障作用,一是規范私權,約束市場主體之間的交易行為,另一是規范公權,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有法律授權。建立法治,政府依法行政,政府行政是透明和可預期的,為市場經濟提供法治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治化的核心在于法治政府(張曉晶,2020),不同時期的《法治政府建設實施綱要》也反映了法治政府建設的重要意義。政府和市場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呈現的是辯證統一的關系,這一關系通過法治來進行規范和調整?!罢毮苻D變到哪一步,法治建設就要跟進到哪一步?!盵6]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了建設法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政府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轉變為服務型政府和建設法治政府是一體的。法治政府為服務型政府的政府職能法定化提供了前提條件,推動政府職能界定日益清晰、權力配置更加合理、治理水平不斷提高。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要推進機構、職能、權限、程序、責任法定化?!胺ㄖ问亲詈玫臓I商環境”[7],在法治政府原則下也必然要推進負面清單、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制度,使政府權力運行公開透明,給市場以包容、可預期的良好運行環境。建設職責明確、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體系,這有助于持續優化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有助于形成更高水平更高層次的制度型開放。堅持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是習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內容,法治政府建設圍繞落實這點就是要以法治方式構造對內外資企業一視同仁的營商環境,并以法治的方式維護中國企業的合法權益,推動全球治理變革,形成公正、合理、透明的國際經貿規則體系,從而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治化達到更高水平更高層次。


[1]2020年11月在黨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做了題為“堅持黨對全面依法治國的領導”重要講話。

[2]習近平:《之江新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3頁。

[3]習近平:《加強黨對全面依法治國的領導》,《求是》2019年第4期。

[4]《習近平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71頁。

[5]《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強調完善法治建設規劃提高立法工作質量效率為推進改革發展穩定工作營造良好法治環境》,人民日報2019年2月26日第1版。

[6]《習近平關于全面依法治國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45頁。

[7]《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強調完善法治建設規劃提高立法工作質量效率為推進改革發展穩定工作營造良好法治環境》,人民日報2019年2月26日第1版。


二、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法治最根本的保證


  政府和市場關系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核心關系,用法治調節政府和市場關系是正確處理二者關系的基礎,但法治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它有一個形成過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同樣以法治為前提,問題是這樣的法治是怎么形成的,具有什么樣的中國特色。中國的法治建設,包括法治政府建設,與西方不同,要靠黨的領導才能推進,從法治建設角度可以深刻看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堅持黨的領導的意義所在。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社會主義法治最根本的保證。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將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基本經驗歸結為“把黨的領導貫徹到依法治國全過程和各方面”。從黨的十六大報告強調“要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以來,堅持三者的辯證統一就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一條基本經驗。從依法治國到全面依法治國,黨始終起著領導作用。黨的十九大報告進一步指出“黨的領導是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根本保證”。黨領導一切,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也是必然的。而且,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也必然起到強有力的推動作用?!敖洕ぷ魇侵行墓ぷ?,黨的領導當然要在中心工作中得到充分體現”[1],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是法治經濟,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與黨對全面依法治國的集中統一領導,兩者在根本原則上是一致的,兩者互有側重又相互融合,在黨的領導下,法治可以積極主動地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為政府職能轉型,為黨在經濟工作的領導地位提供制度保障。


 ?。ㄒ唬┥鐣髁x法治必須堅持黨的領導


  將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放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歷史進程中來理解,可以清晰地看出,黨的領導是貫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設的主線,社會主義法治必須堅持黨的領導也要站在這種高度來認識。法治如何形成,是由一個國家的國情決定的,與西方的法治依靠各方政治勢力博弈而自發形成的歷程不同,中國自從近代以來,在一個相對短時間內進行趕超,完成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一直是中國人民的意愿,這只有在黨的領導下走社會主義道路,才能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是自發形成的,而是在黨的領導下,通過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相結合,中國人民歷經艱難探索而找到的一條發展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是在黨的領導下,經過各種經驗教訓而逐步形成的,它也不是自發形成的,它具有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系統完備和成熟定型的方向性和目的性,同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是如此。這種現實方向性和目的性當然要由黨的領導來保證,否則它就會偏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設的要求,偏離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道路。如果只是抽象地強調法律統治的意義或陷于抽象的法治形式,必然會忽略實際中的法治形成是個具體的政治歷史過程。從法治形成角度法治也是政治,依靠各方政治勢力博弈自發形成的法治,必然會面臨各方掣肘和制約,自發推動的法治會帶來各種反復和不確定,西方法治的形成放在世界歷史舞臺來看只是特例。黨領導法治可以在認識法治建設規律基礎上發揮上層建筑的反作用,加快法治建設的進程并保證正確方向?!包h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之魂,是我們的法治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法治最大的區別?!盵2]國情決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不可能照搬西方模式,而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地位,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特色。黨統一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各項布局,包括經濟建設布局,黨領導法治建設,法治建設則為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服務,進而為黨的領導下的各項事業,包括經濟建設事業服務。在法治建設過程中,不僅法治建設的方向、階段與步驟由黨來領導,黨提出了依法治國和全面依法治國的戰略布局,而且法治建設的具體內容包含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各個環節,涉及立法、行政、檢察、審判機關的各項職能,是一項復雜宏大的系統工程,需要黨總領各方、明確重點、協調并進,系統地推進法治建設取得成效,使法治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真正起到應有的作用(李林,2020)。而且,在推動全球治理變革,改革國際經貿規則,加強涉外法治體系建設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中,黨的集中領導作用尤其重要。 

  “黨中央作出的決策部署,黨的組織、宣傳、統戰、政法等部門要貫徹落實,人大、政府、政協、法院、檢察院的黨組織要貫徹落實,事業單位、人民團體等的黨組織也要貫徹落實”[3],推進法治建設的系統工程也要依靠黨的嚴密的組織體系來保障。2018年設立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成立這個委員會,就是要健全黨領導全面依法治國的制度和工作機制”[4]。由此可見,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保障和最大優勢?!笆故袌鲈谫Y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主要涉及經濟體制改革,但必然會影響到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個領域。要使各方面體制改革朝著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方向協同推進”[5],法治建設就是這種協同推進的反映。只有在黨的領導下,才能推動各領域改革協同推進,建設法治政府,實現法治建設的政治優勢,進而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法治化。


 ?。ǘh和法治的辯證關系


  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二者是辯證統一的,實現這點需要依靠法治。另一方面,“黨和法治的關系是法治建設的核心問題”[6],黨和法治也是辯證統一的,實現這點需要堅持黨的領導,這與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是經濟體制改革核心問題相對應,兩者實質是一致的,前者是后者在更高層次上的反映,這個更高層次就是政治層次。法治也是政治,要在政治層次發揮政治優勢,這個政治優勢就是黨的領導。規范政府和市場關系要依靠法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不是自發出現的,它是在黨的領導下形成的,是一個政治行為,“黨和法的關系是政治和法治關系的集中反映。法治當中有政治,沒有脫離政治的法治”[7]。市場經濟需要法治,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治化的核心在于法治政府,黨領導政府,法治政府建設是在黨的領導下推動進行的。歸根到底,“法治經濟的本質要求就是把握規律、尊重規律”[8]。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是在黨的領導下通過主動認識和駕馭客觀經濟規律,發揮主觀能動性而形成和界定的過程。在西方現代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政府行政權力相對較小,法治也早有歷史傳統,政府和市場關系的定位相對較為簡單。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政府原來是全能型政府,以法治規范市場經濟,建設法治政府是一個辯證的歷史過程,期間各種國情紛亂繁雜,各種矛盾變動不居,改革與法治交織在一起,如果沒有一個堅強的政治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法治建設乃至改革事業就有可能陷入各種搖擺和僵局,反而達不到法治原本的目的。只有在黨的領導下,發揮黨的嚴密組織優勢,才能團結各方力量,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監督落實,卓有成效地推進法治建設和各項改革。在經濟工作中,“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有利于集思廣益、凝聚共識,有利于調動各方,形成合力”[9]。這包括了黨領導法治政府建設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治化。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也要講政治,法治建設要堅持黨的領導就是最大的講政治,只有實現黨的領導和法治建設的辯證統一,才能實現政府和市場關系的辯證統一,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同時也是法治經濟。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經濟與政治的辯證統一,其內在的政治經濟化和經濟政治化的本質運動,要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發展必須充分發揮經濟和政治兩個方面的優勢?!盵10]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具有市場經濟的屬性,即它本身需要正式制度支持。黨領導下的法治建設是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斷向更高水平邁進的根本保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既反映并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般屬性,也反映并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是我們黨的一個偉大創舉。我國經濟發展獲得巨大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就是我們既發揮了市場經濟的長處,又發揮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盵11] 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最本質特征,“在全面深化改革過程中,我們要堅持和發展我們的政治優勢,……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12] ,黨領導下的法治規范和引領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使之沿著正確方向更好發展,這是社會主義制度政治優勢的顯著體現,也是在政治層次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顯著體現。


[1]《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版,第318頁。

[2]《習近平關于全面依法治國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35頁。

[3]習近平:《論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中央文獻出版社2019年版,第7頁。

[4]習近平:《加強黨對全面依法治國的領導》,《求是》2019年第4期。

[5]《習近平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62-63頁。

[6]《習近平關于全面依法治國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22頁。

[7]《習近平關于全面依法治國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34頁。

[8]《習近平關于全面依法治國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115頁。

[9]《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318頁。

[10]習近平:《對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再認識》,《東南學術》2001年第4期。

[11]習近平:《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求是》2020年第16期。

[12]《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61-62頁。


三、黨的領導制度化法治化是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必然要求


  堅持黨的領導與社會主義法治建設,除了上述的堅持黨對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治化領導這一方面外,還有一個重要方面,就是黨的領導自身也需要制度化法治化,在法律范圍內活動,從而構成法治的閉環。這兩個方面本身是一對辯證關系,“推進黨的領導制度化、法治化,既是加強黨的領導的應有之義,也是法治建設的重要任務”[1]。推進黨的領導的制度化法治化,是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的重要方面,其本身又構成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重要環節。


 ?。ㄒ唬h的領導必須依靠社會主義法治


  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即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2]。在經濟工作中,“堅持黨的領導,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一個重要特征”[3],“加強黨領導經濟工作制度化建設”[4],“提高黨領導經濟工作法治化水平”[5],是加強黨對經濟工作領導的重要方面。黨領導法治建設與黨領導經濟工作的職能是一體的。黨對法治建設的領導,重點是議大事、抓大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法治體系;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重點也是議大事,抓大事,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法治體系和經濟體制共同融合在黨的領導下。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法治是辯證統一的關系,社會主義法治需要黨的領導,而實現這點則需要制度化的安排,使黨的領導本身也成為系統完備、成熟定型的體制機制,從制度上保證黨的方針政策的貫徹實施,保證黨始終發揮領導核心作用,法治則是這種制度化的最高形式。

  實現黨的領導的制度化法治化,首先在于在法律上規定黨的領導,2018年憲法修正案將黨的領導入憲,以法治方式確認了黨的領導。其次,善于使黨的政策成為國家法律?!拔覀凕h的政策和國家法律都是人民根本意志的反映,……黨的政策成為國家法律后,實施法律就是貫徹黨的意志,依法辦事就是執行黨的政策?!盵6]第三,黨的領導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進行。法治的要義在于法律至上的權威,“黨自身必須在憲法法律范圍內活動,這就是黨的領導力量的體現”[7]。黨的領導依靠社會主義法治得以實現,就是通過法律規定黨的領導地位,黨對各項工作的領導在法律規定下得以進行,這正是法治精神的體現。進一步講,完整的法治體系包括立法、執法、司法、守法等各個環節,“全面依法治國,……關鍵在于堅持黨領導立法、保證執法、支持司法、帶頭守法”[8]。 

  這也就是要健全黨領導全面依法治國的制度和工作機制,這既是堅持黨的領導的具體體現,也使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成為一個完善的體系,使法治真正具有了權威性,從而黨的領導也更加具有權威性。


 ?。ǘh的領導制度化法治化與法律制度穩定性


  社會主義法治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提供了穩定的正式制度支持。法治通過法律的權威性、持續性、穩定性使得正式制度也具有權威性、持續性、穩定性,這是法治本身最重要的意義?!霸凇娼ㄔO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上,我們要更好發揮法治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保障作用?!盵9]社會主義法治通過制度安排減少各項工作的隨意性,增強規范性,保證公開性,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各項事業建設的穩定性和持續性提供保障。在經濟工作中,用法治方法,“推動黨領導經濟社會發展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10],防止政策隨意性和搖擺不定,克服那種習慣于拍腦袋決策、靠行政命令或超越法律法規制定特殊政策的做法也是十分重要的,“要更加自覺地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來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依法治理經濟”[11]。

  另一方面,法律作為正式制度的權威性、持續性和穩定性也不是天然默認的,法治也是政治,其權威性、持續性和穩定性是一個政治結果。只有在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下通過制度建設,實現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各項事業才能得到系統、有效和穩定的推進。黨的領導是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最主要的顯著優勢,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推進黨的領導制度化、法治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各項事業能夠長期穩定發展的根本保證?!盀槭裁次覈鼙3珠L期穩定,沒有亂?根本的一條就是我們始終堅持共產黨領導”[12],只有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統籌推進全面依法治國工作,才能順利實現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和法律權威性、持續性、穩定性。黨的領導的制度化法治化形成了穩定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法律制度穩定性的根本保證。

  社會主義法治中的法律穩定性不是絕對不變的,是在法律固定與法律更改之間的辯證意義上的穩定性。法律有變與不變,法律的精神、法治的要義不能輕易變,但具體調節社會利益關系的法規條文則要隨著時代變化的要求而進行更改?!耙獔猿衷诜ㄖ蜗峦七M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13],中國的社會主義法治建設與改革開放是同步進行的,改革強調創新,法治則強調規則,改革與法治之間存在辯證關系,這是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重要特征?!案母镆诜ㄓ袚?,但也不能因為現行法律規定就不敢越雷池一步”[14],這就是堅持改革與法治的辯證法、兩點論,只有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統籌推進改革與法治,既避免缺乏法律而導致的改革隨意性,又避免法律僵化而導致的改革停滯,才能真正實現法律制度辯證意義上的穩定性。


 ?。ㄈh依法執政與政府依法行政的黨政分工


  黨政分工是推進黨的領導制度化法治化的重要方面?!鞍岩婪▓陶_定為黨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盵15]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的關系要放在黨依法執政背景下才能準確解讀(莫紀宏,2014)。黨依法執政,通過法定程序使黨的主張成為國家意志、形成法律,通過法律保障黨的政策有效實施。而對政府來說,“執法是行政機關履行政府職能、管理經濟社會事務的主要方式”[16],法治政府便是依法行政,從而切實承擔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需的政府職能。 

  黨政分工是要增強黨的領導力、提高政府執行力,黨領導立法、政府進行執法,黨依法執政、政府依法行政,通過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中的不同分工,黨政分工也得以規范,實現黨政關系法治化(林鴻潮,2015),做到權責明晰,有法可依,真正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作用?!耙婪▓陶且婪ㄖ螄痉铰栽邳h執政問題上的具體體現,……把依法執政作為黨執政的一個基本方式?!盵17]黨政關系的定位是依據黨的執政經驗教訓和形勢發展的需要而作出的對策性選擇(陳紅太,2003),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下,黨依法執政為政府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提供了前提和方向。

  “處理好黨政關系,首先要堅持黨的領導,在這個大前提下才是各有分工,而且無論怎么分工,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盵18]黨的領導制度化法治化也反映在依法執政上,“以法治的理念、法治的體制、法治的程序開展工作,改進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推進依法執政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19]。黨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序成為法律,政府依法行政就是執行這些法律,因而黨依法執政是政府依法行政的核心,而依法行政是建設法治政府的核心,法治政府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治化的核心?!澳懿荒茏龅揭婪ㄖ螄?,關鍵在于黨能不能堅持依法執政,各級政府能不能依法行政?!盵20]黨的領導實現制度化法治化,各級政府在黨的領導下,在法治軌道上開展工作,法治政府建設也就得以實現,黨推動和領導法治建設,黨的路線方針又通過法治政府落實。同時,黨對行政機關即通常所說的政府以外的立法、司法機關進行領導,以及對社會組織進行領導,共同配合法治政府建設。通過在法治建設中地位的不同,黨政分工可以共同推進法治政府建設,進而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治化。

  “黨的堅強有力領導是政府發揮作用的根本保證?!盵21]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而這前提是建設法治政府。法治政府建設作為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一部分,要通過黨領導立法的方式進行。此外,政府本身在法律范圍內的行政決策也要在黨的領導下進行,各級政府在各級黨委的領導下開展工作,這是黨的領導地位和執政地位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具體體現,也是黨領導下的黨政分工的具體體現。


[1] 習近平:《加強黨對全面依法治國的領導》,《求是》2019年第4期。

[2] 習近平:《論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中央文獻出版社2019年版,第5頁。

[3] 習近平:《論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中央文獻出版社2019年版,第7頁。

[4] 《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321頁。

[5] 習近平:《論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中央文獻出版社2019年版,第86頁。

[6] 《習近平關于全面依法治國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20頁。

[7] 《習近平關于全面依法治國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36頁。

[8]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9頁。

[9] 習近平:《加強黨對全面依法治國的領導》,《求是》2019年第4期。

[10] 習近平:《論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中央文獻出版社2019年版,第102頁。

[11] 習近平:《論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中央文獻出版社2019年版,第103頁。

[12] 習近平:《加強黨對全面依法治國的領導》,《求是》2019年第4期。

[13] 習近平:《加強黨對全面依法治國的領導》,《求是》2019年第4期。

[14] 《習近平關于全面依法治國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51頁。

[15]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34頁。

[16] 《習近平關于全面依法治國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61頁。

[17] 習近平:《干在實處走在前列——推進浙江新發展的思考與實踐》,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6年版,第355頁。

[18] 習近平:《論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中央文獻出版社2019年版,第231頁。

[19] 《習近平關于全面依法治國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61頁。

[20] 《習近平關于全面依法治國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61頁。

[21] 《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61頁。


四、從嚴治黨是堅持黨的領導的必由之路


  在黨領導經濟工作下,黨員干部與經濟工作直接相關,就有經濟工作的政治紀律要求,從嚴治黨也是黨領導經濟工作的必然之意。全面從嚴治黨是堅持和改善黨的領導的戰略布局,在“四個全面”中起著關鍵性和決定性作用(肖貴清、楊萬山,2015),全面從嚴治黨構成了全面依法治國的關鍵環節,并通過后者對全面深化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的保障作用而構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關鍵環節。全面從嚴治黨與全面依法治國是辯證統一的,全面從嚴治黨必然要依靠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依規治黨是全面從嚴治黨法治化的必然選擇。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和《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規定了全面從嚴治黨的法治化途徑?!皬膰乐吸h,最根本的就是要使全黨各級組織和全體黨員、干部都按照黨內政治生活準則和黨的各項規定辦事?!盵1]全面從嚴治黨意味著黨內法規至上的地位,依規治黨與依法治國在法治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干部特別是主要領導干部自覺遵守黨章,……決不允許任何個人凌駕于組織之上”[2]。 

  全面從嚴治黨也是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的必由之路?!皥猿贮h的領導,最根本的是堅持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3],“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最關鍵的是政治領導”[4],全體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都要自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全面依法治國要堅持黨的領導,就是要堅決貫徹落實黨中央的決策部署,同樣,“全面深化改革,任務十分艱巨,必須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5],黨領導經濟工作,黨員干部參與到經濟工作,會面臨局部利益的誘惑,要做好經濟工作,就要“把全面從嚴治黨要求體現在黨領導經濟工作之中。要增強‘四個意識’,維護黨中央權威,齊心協力,真抓實干,把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落到實處”[6]。


 ?。ㄒ唬┮婪ㄖ螄c依規治黨的互補性


  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法治是相互融合高度統一的,兩者之間并不存在“黨大還是法大”的問題,這是黨作為宏觀整體而言的。另一方面,黨又是由眾多黨員構成,提高黨員干部的法治思維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決定性因素(尹奎杰,2015)。黨員帶頭守法也成為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法治高度統一的微觀具體體現,“具體到每個黨政組織、每個領導干部,就必須服從和遵守憲法法律”[7]。黨員帶頭守法,也體現了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強調的依法治國和依規治黨有機統一。中國共產黨具有嚴密組織和嚴明紀律,有相應的黨內法規體系,黨紀國法共同構成了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保障,“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必須努力形成國家法律法規和黨內法規制度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相互保障的格局”[8]。黨內監督具有反應快的特點,可以有效降低法律制度的運行成本,黨內法規是社會主義法律制度的有機構成,完善黨內法規體系可以有力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在黨員支持司法上,黨作為整體領導司法工作,推動司法體制改革,而具體到黨員干部,“各級黨組織和領導干部都要旗幟鮮明支持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職權,絕不容許利用職權干預司法”[9],黨內法規為黨員支持司法,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再次保證了法治的完整實現。國家法律法規和黨內法規制度之間,是相輔相成的關系,“黨既依據憲法法律治國理政,又依據黨內法規管黨治黨、從嚴治黨”[10]。在此基礎上,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不斷取得成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需要的法治保障也具有堅實基礎。

  依規治黨與依法治國之間的關系也體現了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法治最根本的保證。法律是對全體公民的要求,黨內法規是對全體黨員的要求,黨紀嚴于國法,“黨章等黨規對黨員的要求比法律要求更高”[11],只有這樣才能實現依法治國與依規治黨的互補。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政治優勢的表現,要充分發揮這一優勢就要有嚴明的政治紀律,只有這樣,才能使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黨領導經濟工作,黨員干部參與到經濟工作,會面臨腐敗的侵蝕。腐敗會影響市場經濟的發展,堅定不移地懲治腐敗,是從嚴治黨的一貫要求。在反腐敗斗爭中,除了運用國法,利用黨紀的高標準懲治腐敗,樹立廉潔自律準則,是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反腐的體現(徐喜林、徐棟,2015)。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利用制度化法治化方式取得實質成效,反腐敗斗爭呈現壓倒性態勢,親清政商關系得以構建,黨經受住了市場經濟的考驗,也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打造了良好的營商環境。


 ?。ǘ┳プ 瓣P鍵少數”


  關于全面從嚴治黨,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準則》和《條例》形成了一系列規定和舉措,既有對所有黨員的普遍性監督管理,又有對領導干部這一“關鍵少數”更嚴的監督管理?!凹訌姾鸵幏饵h內政治生活,加強黨內監督,必須從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做起?!盵12]全面依法治國同樣如此,堅持抓住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也是習近平法治思想“十一個堅持”之一,“領導干部……是全面依法治國的關鍵”[13],領導干部必須帶頭尊崇法治。在經濟工作中,“善于做經濟工作,是領導干部能力十分緊要的方面”[14]。無論是全面從嚴治黨,還是全面依法治國,和作為全面深化改革重點的經濟體制改革,以及作為中心工作的經濟工作,都對領導干部的能力、責任提出了更高更嚴的要求。抓住“關鍵少數”也是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的總抓手,使全面從嚴治黨、全面依法治國、全面深化改革得以縱深推進。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法治要講政治,德治也要講政治,在黨的領導下,法治與德治相輔相成,共同構成治國方略,共同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優勢。黨在以德治國中起領導作用,除了黨領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提高全民文化素質和道德修養,還體現在黨任用干部上要求德才兼備、以德為先,黨員干部要始終牢牢把握根本政治立場,對黨忠誠、對民負責,克己奉公、廉潔自律,這也與全面從嚴治黨和依規治黨的要求是一致的。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中,黨內法規對黨員的紀律要求高于國家法律,同樣,在德治中,對黨員干部的道德要求高于普通群眾,以起到先鋒隊的表率作用。在黨員中,領導干部在道德建設中具有榜樣作用,以德治國同樣也要抓“關鍵少數”?!邦I導干部要講政德。政德是整個社會道德建設的風向標?!盵15]領導干部嚴格約束自己的操守和行為,不僅能夠筑起思想道德和黨紀國法兩道防線,也能夠有力推動法治與德治相結合?!笆袌鼋洕欠ㄖ谓洕?,也應該是道德經濟”[16],道德環境對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起到重要作用。法治與德治相結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治化建設的重要特征,在黨的領導下,通過廣大黨員的身體力行和領導干部以政德為先,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得以形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構建良好的法治和道德環境。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是在黨的領導下進行的。全面從嚴治黨與全面依法治國相結合,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疊加了依規治黨和黨的領導下的德治的法治,不但不與一般意義上法治相悖,而且是內涵更為豐富的法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鮮明特色,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提供了更加堅實的法治保障,也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治化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


[1]《習近平關于全面從嚴治黨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31頁。

[2]《習近平關于全面從嚴治黨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23頁。

[3]習近平:《論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中央文獻出版社2019年版,第223頁。

[4]習近平:《論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中央文獻出版社2019年版,第204頁。

[5]習近平:《論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中央文獻出版社2019年版,第28頁。

[6]習近平:《論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中央文獻出版社2019年版,第168頁。

[7]《習近平關于全面依法治國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37頁。

[8]《習近平關于全面依法治國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112頁。

[9]《習近平關于全面依法治國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83頁。

[10]習近平:《加強黨對全面依法治國的領導》,《求是》2019年第4期。

[11]《習近平關于全面依法治國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114頁。

[12]《習近平關于全面從嚴治黨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51頁。

[13]習近平:《加強黨對全面依法治國的領導》,《求是》2019年第4期。

[14]《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315頁。

[15]《習近平李克強栗戰書趙樂際分別參加全國人大會議一些代表團審議》,《人民日報》2018年3月11日第1版。

[16]李克強:《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也應該是道德經濟》,http:// www. gov.cn/ guowu yuan/2016-03/16/con-tent_ 5054 235. htm.


五、結論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這體現為一個過程,是在堅持全面深化改革和堅持全面依法治國相輔相成的局面下不斷深化的過程。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堅持全面深化改革和堅持全面依法治國,統一在黨的領導下?!爸哉f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要堅持我們的制度優越性,……繼續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上下功夫,把兩方面優勢都發揮好,既要‘有效的市場’,也要‘有為的政府’,努力在實踐中破解這道經濟學上的世界性難題?!盵1]通過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實現“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相結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優越性的體現。 

  而之所以如此,在于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是在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下進行的,黨的領導保證了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統籌兼顧和協同推進。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兩者間的關系通過社會主義法治來界定,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則在黨的領導下進行,經濟工作也在黨的領導下進行,政府和市場的辯證關系上升到黨和法治的辯證關系,堅持政府和市場的辯證法、兩點論,也上升到黨和法治的辯證法、兩點論,從而在制度層面上發揮黨的領導的政治優勢,進而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優勢。堅持黨的領導,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一個重要特征。通過黨的領導制度化法治化,不斷推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通過法治化程度的不斷提高能夠使黨不斷提高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能力,使黨的領導的政治優勢不斷體現和發揮出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治化中發揮政治優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具有黨的領導政治優勢的具體體現。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法治建設都包含著社會主義的價值追求。公平正義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我們黨追求的崇高目標。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實現社會主義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也只有堅持黨的領導才能實現。黨始終堅持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人民當家作主是實現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的制度保障,黨則是實現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的領導保障。社會主義法律是人民意志的體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為了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社會主義法治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黨的領導下融為一體,還體現在兩者都具有統一的價值取向,都是為了實現公平正義,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


[1] 習近平:《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求是》2020年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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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陳健,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研究方向:政治經濟學;郭冠清,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資本論》研究室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創新智庫辦公室主任,全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經濟思想史、西方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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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7-12 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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