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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文化研究

三星堆:東西方上古青銅文明的對話

胡小文

2022-08-02 05:13

霍巍
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位于四川省廣漢市的三星堆遺址考古,曾經帶給世人三次震驚:一是 1929—1934 年間,廣漢月亮灣燕家院子偶然發現一批玉、石器,其后由華西協合大學博物館進行了首次考古試掘,造成學術界的轟動。二是 1986 年,在三星堆發掘了兩座大型器物坑,出土了大量珍貴文物,尤其以其譎詭奇異的青銅面具、人頭像、高大的青銅樹神、黃金制作的面具及金杖等,帶給世人以強烈的視覺沖擊,吸引了全球的目光。三是在 2019 年底,在 1986 年原兩個祭祀坑出土地點又再次發現了六座祭祀坑,考古發掘出土的器物當中,既有原有的器物類型,也有首次發現的新的器物(如已經正式公布的四號坑中出土的三件銅扭頭跪坐人像、見諸媒體報導的三號坑中出土的跪坐持舉青銅尊人像等),經過現代媒體的現場考古發掘直播,再度掀起了三星堆考古的熱潮,引起海內外的極大關注。

雖然新一輪的考古發掘還在進行當中,更多的新發現和新資料還在陸續披露過程中,但“三星堆熱潮”卻仍然持續不減,對于三星堆所帶給學術界和社會的若干重大問題的追問和熱議,顯然已經不可回避。 本文擬就其中世人最感疑惑、也最具社會關注度的問題進行討論,即:三星堆從哪里來? 它和中國文明有何關系 應當如何看待三星堆和域外文明?

一、三星堆和中國青銅時代

1929 年三星堆發現以后不久,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不少學者流徙入川,除了看到廣漢月亮灣的這批玉、石器之外,還看到了成都附近出土的大量帶有神秘符號的青銅兵器,從而提出“巴蜀文化”的概念,將其與古史傳說和記載中的古代巴蜀聯系起來。 這個階段,人們的認識還沒有產生重大的疑惑,這些青銅兵器的種類、形制雖然有的具有一些地方性的特點,但和中原系統的青銅兵器并無根本的區別,只是認為這些青銅器上的符號可能屬于某種已經不為人知的“巴蜀圖語”,甚至不排除它們已經具有某種文字的表達功能。

真正讓人們感到驚愕不已的,是 1986 年兩個器物坑的出土。 這兩個器物坑中共出土器物 2 000多件,種類主要包括象牙、青銅器、玉器、陶器和部分黃金制品。 人們發現,在大體相當于中原商王朝殷墟后期的年代,成都平原竟然存在著如此發達的青銅文化,加以后來又在三星堆、月亮灣等地發現了古城址、大型宮殿遺址等,足以表明這里曾是一個高度發達的文明中心,從而使得學術界對于長江上游的文明發展進程的認識也由此大為改觀。 三星堆兩個器物坑由于埋藏方式上存在著焚燒和“毀器”的明顯跡象,學術界一種較為流行的觀點,認為其當為三星堆都城內舉行向神靈、祖先祭祀活動之后遺留下來的遺跡和遺物,故稱之為“祭祀坑”,但對此也有不少反對意見。 本文因主旨所限,暫不討論這兩個坑的性質與定名問題,仍遵從目前學界流行的“祭祀坑”之稱。

最大的疑惑,還是來自兩個祭祀坑里出土的器物上。 自 1986 年以來,中外考古學家圍繞三星堆祭祀坑展開的探討從未中止過,至少產生出數以百計的研究論文,其中較為集中地反映學者們學術觀點的代表性著作,可舉由巴蜀書社出版的一套《三星堆文明叢書》。在這套叢書中,綜合國內外考古學家們的意見,大體上對于三星堆遺址一、二號祭祀坑出土文物的“譜系”,形成了一些共同的看法:

第一,這兩個坑內出土的大量玉器,無論從器物的類型還是形制特點上看,都與中原青銅文化出土的玉器有諸多共性如其中的牙璋鑲嵌綠松石的銅牌飾都可以在中原二里頭文化中找到相同的類型,③可以認為它們之間有著極為密切的聯系。

第二,兩個坑內出土的青銅器,可以分為兩大類別,一大類別是青銅容器,另一大類別是其他的青銅器。 青銅容器在三星堆祭祀坑中只見青銅尊和罍,而不見青銅鼎。 尊是指喇叭口狀的容器,而罍是尊的一種,但腹部較深而頸部較短,兩者都可作為盛酒器,是祭祀的青銅禮器。 三星堆祭祀坑中的青銅尊肩部飾有牛頭或立鳥,在肩、腹部有扉棱,常見的紋飾有夔龍紋、饕餮紋等,和中原殷墟、鄭州以及南方湖南、湖北、安徽商周青銅器中的尊相類似,由于青銅尊最早見于中原二里崗和殷墟,所以學者們較多的意見認為三星堆的青銅尊是從中原地區通過長江中游傳播到長江上游來的器物。 青銅罍最初也是見于中原的二里崗、殷墟,后來在長江中游的湖南、湖北也有發現,學者們也多傾向于將三星堆祭祀坑中青銅尊和罍的來源上溯到中原和長江中游地區。

雖然迄今為止在三星堆遺址的考古發掘中,尚沒有發現過中原青銅禮器系統中最具代表性的鼎,但同樣可以作為禮器使用的尊和罍的發現,證明三星堆青銅器可能接受了來自中原青銅禮制的影響。

早年就有學者認定:“一、二號祭祀坑出土的尊、罍等青銅容器是供盛裝祭祀用器而向神作奉獻的禮器。 二號坑出土的一件器物,喇叭形座上跪坐一人,頭上頂一尊,兩手奉尊腹,作奉獻狀;此情此景告訴我們銅尊的用途和使用方式?!雹俅舜卧谌柤漓肟又性俅伟l現了頭頂青銅尊的跪坐人像,也說明尊在三星堆文化中具有重要的禮儀性質,這和中原青銅禮制具有共性。 同樣,三星堆出土的玉璋、玉璧、玉琮等玉器在中原文化中也是作為禮器使用,表明三星堆出土的玉器和青銅尊、罍一樣,也都是祭祀性質的“禮玉”,和中原文化禮制系統有著密切關系。

眾所周知,在世界古代文明當中,中國是唯一以制作具有代表社會政治權力、表達禮儀制度和社會等級規范、同時也融通時代藝術、宗教、政治以及社會資源分配于一體的青銅禮器,來體現王朝統治正統性的國家。 如史籍所載:“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茗,螭魅魍魎,莫能逢之。 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 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 商紂暴虐,鼎遷于周。 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奸回皆亂,雖大輕也?!保ā蹲髠鳌ば辍罚┯纱?,張光直先生特別指出這是中國青銅時代的重要特征,對于西方上古世界而言,青銅最為重要的意義主要是在生產領域,而在中國青銅時代,金屬始終不是制造生產工具的主要原料。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青銅的使用是與祭祀與戰爭分離不開的,“換言之,青銅便是政治的權力”。② 從這個意義上觀察比較,三星堆青銅器以尊、罍作為禮器,具有中國青銅文明的重要屬性是無可否認的。三星堆所代表的文明是中國青銅文明的組成部分,這一點也已經成為國內外考古學家們的共識。

但是,擺在中外考古學家面前的一道難題卻始終未能破解:在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青銅器當中,并非僅僅只有這類青銅禮器,還有大型青銅立人像、青銅神樹、成組的青銅人頭像和青銅面具,有些青銅人頭像的表面貼附有黃金制成的金箔,同時還出土有黃金箔包裹的木杖———被人們稱為權杖———等等。 這些器物很顯然已經無法納入到過去人們所熟悉的中原文明青銅禮器的知識體系當中去加以解釋,甚至至今在世界考古學當中也沒有找到能夠與之相互作為參照的考古標本。 盡管有不少學者費盡苦心地將中國其他地區出土的一些小銅人像、玉、石人像與之進行比較,③但從體量、造型和規模上都相差甚遠,兩者之間無法類比。 大部分考古學家們則采取了十分謹慎的態度來看待這個現象,最簡單的解釋是將其認定為這是四川地區(古蜀) 獨特的創造。 美國學者羅伯特·杜樸(Robert L.Thorp)就直截了當地說:“三星堆文化的人們當然知道商的藝術圖像,然而他們另有自己的打算而創造出一套全然不同的符號象征?!?/span>

然而,為什么是在三星堆,而不是在中國青銅時代的其他地區產生出這套獨特的符號象征? 三星堆文化的人們這些石破天驚的藝術構思與創造靈感又是從何而來? 如果我們要將問題接著一步步追問下去,考古學家們所面臨的困惑和一個非專業的讀者差不多是同樣的。

要么繼續回避、繼續等待,要么努力去設想各種可能性并試圖提出科學的假說,這就是目前學者們所能采取的基本態度。 歷史學家李學勤先生曾經從世界學術史的視野來評價三星堆的考古學意義:“三星堆發現的重大價值還沒有得到充分的估計。 實際上,這一發現在世界學術史上的地位,完全可以與特洛伊或者尼尼微相比?!?“它的價值和作用應當站在世界史的高度上來認識”。⑤ 這至少提示我們,觀察三星堆文明,還可以有更大的包容度和更為廣闊的視野,由此或許可能得到一些富有啟發意義的認識,從而推動研究工作走出困境。

二、世界文明視野下的三星堆

迄今為止,在世界上古時期其他文明的考古發現中,尚未發現和三星堆青銅文化完全相似的器物群。 在新的考古材料出土之前,僅僅通過考古出土器物之間的類型學比較,試圖找出三星堆的來龍去脈以及其間的傳播鏈條,很顯然條件還嚴重不足。 不過,我們是否可以換一種思路,從更大的時空范圍內來比較三星堆文明與世界古文明之間的異同,從而開闊我們的視野和胸襟,拓展比較研究的路徑呢?

無須置疑,中國文明是獨立起源和發展的。 但這并不影響中國與世界古文明之間可能進行的比較研究,從而開展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 李學勤先生對此曾有過一段經典的評說:“在這種比較研究上,應該反對唯傳播論的觀點。 不同地區、不同文化的人們,在歷史前進到類似階段時,會有相同或相似的工藝和美術的創造,不可以把這種現象一律視為傳播的結果,否則就會導致錯誤的推論。 同時又必須承認,古代人民的活動范圍每每勝過今人的想象,文化因素的傳播會通過若干環節,達到很遙遠的地方?!?/span>

從世界古代文明的視野下觀察三星堆,會發現一些超越具體的考古器物層面、可以上升到精神世界、藝術觀念與表現形態層面的相似文化現象。

(一)高大的青銅立人像所表達的“偶像崇拜”觀念

三星堆出土二號坑中出土的青銅立人像高達 260. 8 厘米,由臺座和人像組成,是三星堆青銅像群中最為高大者,可能代表著三星堆文明中的“群巫之首”,象征集王權、神權于一體的首領人物。②三星堆祭祀坑中還出土有 20 件青銅面具,面具的兩側上下和額部正中均開鑿有可以固定位置的方孔,推測原來還應有木、竹、泥質制作的軀干部分與之相連。 其中最大的一具面具高 40. 3 厘米、寬 60. 5 厘米(標本 K2②:153),③如果按照正常人體比例加以推算,其高度也可達到 280 厘米以上,形體也非常高大。 此外,從兩個祭祀坑內還出土有一批發式、頭型各異的青銅人頭像,頸下中空,可以安插在其他質地制成的身軀之上。 上述青銅立人像、面具、頭像從整體上形成為一批具有“偶像崇拜”特點的青銅像群,成為三星堆青銅文明顯著的特點之一。

而縱觀崛起于公元前 3000 年到前 1000 年的西亞兩河流域的蘇美爾、阿卡德、古巴比倫和亞述文明,基于這一文明體系中人們對于神權和王權的理解和表現,從藝術的角度反映人們心目中對神和國王權力的崇拜,制作了大量石雕、青銅鑄造的人像和神像,形成體系性的“偶像崇拜”現象。①這一傳統對于后來西方希臘、羅馬古典主義藝術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將人類對于自然諸神、人世間神權和王權崇拜的群體觀感、美學價值與生命哲學通過肖像造像藝術加以了多方面的表現。

(二)青銅、黃金藝術融為一體的文化風貌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了數量眾多的青銅面具,一些面具為擬人像的面具,而另一些面具則完全是奇異的神靈形象的表現,讓人們不禁聯想到古史傳說中蜀人的開國君主蠶叢“縱目”、《山海經》所記載的神靈 “燭龍”等形象。② 在一些青銅頭像的表面,還貼附有黃金箔制成的金面具,共同構成三星堆文明當中獨具特色的面具藝術。

大型的青銅面具迄今為止在世界范圍內尚未發現,這應是三星堆人的創造。 而黃金面具這一藝術傳統在歐亞大陸范圍內,則以古代埃及、西亞等地區發現最早。 從公元前 3000 年到前 1000 年,美索不達米亞和東地中海地區開始出現在高等級貴族和國王的喪葬中使用黃金面具、眼罩和口罩的習俗,并將這一習俗傳播影響到中亞地區。③

這里有一個十分值得關注的細節:三星堆的黃金面具是貼附在青銅頭像的表面,是黃金箔與青銅器的結合;而上述歐亞大陸諸文明中發現的黃金面具則多使用于死者的面部作為喪葬儀式中的“覆面”。 兩者之間在功能上有所不同。 不過,在歐亞古代文明中,將黃金箔貼附于青銅器表面作為裝飾的藝術手法,也同樣具有悠久的歷史。 早在公元前 20 世紀至公元前 19 世紀,伊拉克拉努薩(Larsa)出土的一尊站立于臺座上的“三頭母山羊”青銅造像(現藏于法國巴黎 Louver 博物館),就是在青銅鑄造的三頭母山羊的頭部表面,覆蓋用黃金箔片制作的面罩。④ 這一傳統在中亞地區也有流傳,公元前2000 年至公元前 1800 年間的巴克特里亞北部青銅文化當中,曾出土一件怪獸紋的青銅斧(現藏于美國紐約 Metropolitan 博物館),雙頭鷹的頭部和雙翼以及銅斧后部的貓科動物身軀上面,也使用金箔片加以覆蓋裝飾。⑤ 廣義而言,也是在具有神秘意義的這些神靈動物表面,覆蓋了一層“黃金面具”。

(三)用“權杖”表達權力、威儀、崇信的權勢象征意義

關于權杖,在西方古代文明中較為常見,英文稱之為“Mace”或“ Scepter”, 一般認為它早期的功能可能是工具或兵器,具有實際的擊打功能,既可用于狩獵勞作,也可用于兵器或防身的武器,后來逐漸衍生成為一種特殊的禮儀性儀杖用具,并被附加以神圣的屬性,成為象征著王權、身份與等級地位的手持器具。 在西亞考古遺存中,曾發現不少帝王、國君、部落酋長、軍事首領、宗教祭司、長老以及精英貴族等人物手執權杖的圖像。 而權杖的實物遺存通常由器柄和權杖頭兩部分組成,器柄多為木質,大多難以保存下來,但也有少數是用石質或黃金之類的貴重金屬做成,可以保存至今。

新近出版的李水城先生《耀武揚威:權杖源流考》一書,⑥收錄了來自西亞、中亞、南亞、北亞、北非、歐洲、美洲和大洋州從史前時代到各個歷史時期考古出土或傳世的權杖頭,早期多為石質,隨后這種石質的權杖不斷發展變化,不僅流行的地域不斷擴大,而且自身的形態也在不斷演化。 伴隨著世界各地金屬器的制作與流行,權杖頭也開始使用青銅、黃金等貴重金屬制造,形態更是日趨多樣化,出現了鳥首、人首、獸首、幾何形首等多種樣式的權杖頭,從而充分說明使用權杖來表達權力、威儀與崇信,在域外文明當中從史前到各個歷史時期都曾十分流行。

三星堆遺址一號祭祀坑中,也出土了一件黃金箔包裹的木質杖體。 這件器物系用金條拓展成的金箔包裹在木芯外層而成形,殘長約 150 厘米,杖體上端保存著陰線刻成的紋飾圖案,一端為并列的三個頭戴寶冠、耳佩大環的人頭像,另一端有兩組紋飾相同的圖案,各由一支箭、一只鳥、一條魚組成,其神秘的含義令人尋味。 由于這件金器出土于具有濃厚祭祀色彩的器物坑中,學術界一般將其認定為與三星堆神權、王權有關,代表權力、威儀和等級的“權杖”或者“神杖” “王杖”。①這個文化傳統很顯然在青銅時代的中原文化中絕非主流(雖然也曾在中國西北、西南邊地發現過石質、青銅的“權杖頭”),但若置放在世界文明的視野下來考察,卻并非不可理解。

段渝先生將三星堆出土的這柄權杖和古代西亞、埃及等文明中帝王使用權杖的考古圖像進行對照之后,認為“三星堆這柄金杖,從形制上看,與西亞、埃及較晚時期的權杖相似,屬于細長類型;并且,近東權杖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在杖首或杖身頂頭部有圖案,描繪勝利者的功勛,或敘述某件關乎國家命運的大事。 無獨有偶,三星堆金杖同樣在杖身上端刻有平雕圖案,內容也同樣與國家權力有關??紤]到這些因素,同時也由于古蜀王國本土和商代中國沒有使用權杖的文化傳統,因此,三星堆金杖看來是通過某種途徑,吸收和采借了近東權杖的文化因素而制成的.”

(四)“萬年之長”的古史傳世神話系統

香港著名學者饒宗頤先生很早便研究發現,從地域上和三星堆文明最相吻合的古蜀文明的古史傳世系統中,有一個十分顯著的特點:“蜀古史系統和華夏系統完全不同,最顯著的是在古史的年代。在《蜀王本紀》中,他的帝王世系共十二世。 最值得注意的是蜀史的年代,從開明上到蠶叢,竟有三萬四千歲?!彼赋?,在世界上古文明當中,古史傳世神話系統只見于古巴比倫文明:“我們看巴比倫的古史,曾經遇一個洪水時代,洪水以前的帝王在位,每人有萬年之長,歷八王而有二十四萬年?!睂τ谶@個十分奇特的文化現象,饒宗頤先生提出了一個在當時看來極為大膽、并且至今反響者甚微的假說:“這種暗合之處,我們暫時不妨假定,在很早的時代,西亞文化往蜀身毒道傳來可能已將近東巴比倫的一些歷史神話滲入。 古蜀人的古史系統極為夸張他們洪水神話中的人物,以至萬年的數字?!?br/> 上述四個方面,或許并不足以全面觀察和概括三星堆文明與世界上古青銅文明之間所存在的可供比較之處(例如還有學者從青銅神樹、眼晴崇拜、太陽神話等其他方面也進行過比較研究①),但卻可以在總體性文化面貌上窺見其明顯存在的某些共性。 對于這些文化現象產生的原因,過去筆者和上述學者一樣,也曾經將這些因素和古代西亞文明進行過直接的比較,從而提出不同文明之間曾有過交流、互鑒的假說。

多年之后,隨著三星堆考古的不斷深入,筆者基本的立場和觀點仍然沒有改變,但卻有所深化和拓展。 如果把三星堆文明整體性地認定為外來文明的產物,是缺乏科學根據的。 不同文明之間,在大體相同的文化水準、生態環境以及社會發展程度等條件之下,各自獨立地產生出某些相似的文化現象并不足為奇。 例如,對神秘的大眼晴、神樹(太陽樹、宇宙樹、生命神樹等)、太陽神等的崇拜現象,在世界各古代文明中都有存在,在考古藝術表現形式上也有同有異,不能將三星堆出現的這類考古現象都歸結于外來文明。 再者,既使是某些相似的文化現象,也還需要做更為細致的觀察和分析。 例如上文中所舉的例子,黃金面罩在古埃及、古波斯文明中都是作為王者死后的“覆面”使用的,這個習俗和傳統在歐亞草原文化中流傳甚為久遠。 而三星堆卻是用來覆蓋在青銅人頭像的表面,其象征意義和具體功能顯然有別,都不可一概而論。

但是,如果從中外文化交流的宏大視野上看,三星堆所處的中國青銅時代與域外文明產生交流影響已經具備了充分的條件,吸收某些外來文化的因素,也是可能的。 尤其是古蜀地處交通要沖,后來漢武帝時派遣張騫“鑿通”西域,開拓出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其動因之一就是因為在中亞、南亞發現了從蜀地輸出的蜀布、枸醬、邛竹杖等特產,方知其間必有民間的商貿通道可資利用。③ 此次三星堆三、四、六、八號坑發掘出土的灰燼層中,采用酶聯免疫技術檢測出蠶絲蛋白,表明坑中曾經存在過絲綢;顯微觀察發現三號坑、八號坑部分青銅器表面也有紡織品殘留物,很可能也是絲綢的殘痕。④這充分證明早在三星堆時代,蜀地已能生產和利用絲綢作為高級貴重物品。 秦漢以后,絲綢成為國家對外貿易交流的主要產品,益州成都成為主要的絲綢產地,看來古蜀早在青銅時代便已經奠定了這個基礎。 所以,如果說在三星堆文明中包含有某些來自更為遙遠的域外文明影響和交流、互動的因素,客觀上不排除這種可能性的存在;反之,三星堆文明是否同樣也曾輻射和影響到域外的古老文明(如絲綢的早期傳播),這種可能性也同樣無法排除,只是這兩個方面,我們都還需要更多的考古物證來形成“證據鏈”加以證實。如同上文所論,三星堆青銅文化中最令人感到神秘而震撼的,是由高大的青銅神像、造型奇異的青銅面具和各種頭型、發式的青銅頭像組成的這個“青銅神靈系統”。 這無疑已經超越了我們現有的知識范圍,用所謂過去的“常識”是無法解釋清楚的。 我們目前雖然暫時還無法對其做出最具合理性的詮釋,但在世界古代文明的宏大視野下對其加以考察,比較已知的考古學成果,盡可能尋求更多的線索,從方法論上講,也應是無可厚非的。

三、結語:三星堆在文明交流、互鑒上的意義與價值

總結本文所論,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的基本認識:

首先,古蜀文明和三星堆關系密切,三星堆文明并非是無源之水、無根之木,而是自成體系、傳承有序。 從考古發現而論,成都平原的寶墩文化、長江上、中游地區的史前新石器時代文化當中,都可以找到和三星堆早期文化相似的因素,它們可能是三星堆文化的源頭之一。 而在文獻典籍當中,同樣可以看到兩個和三星堆文明關系密切的古代書寫系統,一個是中原文化系統,西周時就有“蜀”的記載,《尚書·牧誓》記載周武王伐紂,“西土八國”之中就有蜀人參戰。 《史記·五帝本紀》記載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際,黃帝與其妻嫘祖之子昌意,便娶了“蜀山氏女”,降居若水,后來封其支庶于蜀。 另一個是巴蜀文化系統,《蜀王本紀》《華陽國志》都記載古蜀時期先后經歷了蠶叢、柏灌、魚鳧、杜宇、開明各世代,從蠶叢氏開國,至開明世為秦所滅(前 316 年),古蜀各世數王雖然遠離中原王朝,被中原諸侯視為“椎結左衽”的“蠻夷之族”,但也自成一系,若隱若現地始終保持著與中原王朝之間的聯系,既非天外來客,也非域外異族。

其次,三星堆文明和中原文明關系密切,是中國青銅時代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如上文所論,三星堆出土的青銅尊、青銅罍的造型,基本上仿照了中原青銅器的同類器型,只是在紋飾風格上更具蜀地的特色。 和中原文化最具共性的,是祭祀坑中出土的大量作為祭祀儀仗的玉璋、玉璧、玉琮,它們與二里頭、殷墟出土的玉器幾乎如出一轍,都是用于祭祀的禮器,從造型和功能上都反映出偏居西南一隅的古蜀王國,也同樣深受到中原禮儀文化的影響。 以往在三星堆還出土過和中原二里頭文化相似的鑲有綠松石的銅牌飾、陶盉等器物,都留下中原文化影響的諸多遺痕。

現在看來,三星堆所接受的文化因素可能是多方面的,其中一部分是來自中原地區,有些則可能通過長江中下游地區、西北甘青和川西北地區、云南和兩廣等地區傳入到四川盆地。 其中三星堆青銅器的造型、紋飾,尤其是龍、虎、鳥、大眼獸面等神秘動物圖像,和我國南方青銅器系統(如湖南)也有密切的關系,考古學家俞偉超先生曾結合古史傳說中的“竄三苗于三?!边@個記載,推測三星堆與長江中游古文明之間的關系,認為這是三星堆的來源之一。① 當然,古蜀人也并非完全模仿周邊地區青銅文化“照葫蘆畫瓢”,而是在吸納華夏大地極其豐富的文化元素的基礎上,進行了令后人舉世矚目的創新和再造,為中國文明起源和發展的完整圖譜再寫新篇,為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提供了新的證據。

最后,即本文所著重討論的三星堆與世界上古文明之間交流、互鑒及其重大的文化價值。 無論如何,三星堆這一堪稱世界級的考古成果,其最大的價值無疑是讓世人第一次對于中國青銅時代有了耳目一新的認識:在距今三千多年前,正當歐亞大陸進入到上古文明繁榮發展的階段,在東方古老而廣闊的中華大地上不僅產生了具有以中原殷周青銅器、玉器、甲骨文等為代表的一整套規制嚴格、體系完整的青銅禮器及其所反映的社會價值觀、等級秩序和國家權力象征,同時還產生了以西南邊地三星堆文明為代表的神秘、夸張、生動而豐富的造型藝術、偶像傳統和權力象征系統。 這一發現不僅改觀了以往對于中國青銅時代文化內涵的認知,以更為廣博、精深的內容重塑了中國青銅文化的面貌,而且也展現出與世界古代文明諸多的相融性與共通性,在東西方上古青銅文明之間展開了一場精彩的對話。

綜上所述,迄今為止的所有關于三星堆“來龍去脈”的探討,都不過尤如海面下龐大的冰山顯露出一角而已。 可以預期,隨著三星堆考古的不斷深入,新資料的不斷涌現,我們已有的知識圖景都難免還會被一次次的刷新,應對來自遠古世界文明信息的辨識與認知能力的挑戰力度也會日益增大。因此,以堅實而嚴謹的科學精神、同時也要以更為寬闊的胸襟與視野開展三星堆文明的研究,應是未來我們應取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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