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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文論選摘

全球治理的困境

趙慶秋

2022-08-30 02:25

郭樹勇 舒偉超
中國社科科學報


現行全球治理體系結構中,舊有的理念和新的全球治理發展態勢碰撞之下,造成世界形勢的演進呈現出一種不穩定的傾向,這很大程度上是由全球治理的權力失衡、制度困境、倫理困境和文化危機造成的。

第一,全球治理面臨權力失衡。在全球化時代,全球治理方案是參與者共同、公正、合理地分享治理權力,實現全球問題的有效治理。然而,隨著全球治理現實主體與對象的分散化發展,凸顯出現實的治理結構,即以自由制度主義為基礎的全球治理主體代表性和治理對象不夠“全球”。

第二,全球治理面臨制度困境。當前全球治理制度仍舊停留在二戰后由西方國家主導設計的治理規則層面,它無法適應發展變化了的現實,主要表現為兩種困境。一是作為全球性公共產品的治理機制不能有效應對全球性挑戰,治理機制滯后。二是現實中的國際制度實施過程中常產生多層次重疊,缺乏整體性特征,造成全球治理效力低下。

第三,全球治理面臨倫理困境?,F有的全球治理理念是以西方為主導的,它多強調自由國際秩序。同時,在西方國家看來,新興國家參與國際分工并實現發展的模式和理念是國家主義。這種理念差異必然引起東西兩個世界在全球治理中的摩擦。這就是全球治理出現的倫理結構扭曲,主要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西方與東方對治理理念價值的分歧首先表現為自由與正義。西方世界自由競爭的模式,又因自身的經濟實力、政治地位等因素,不可避免地滑向霸權主義模式。美國參與全球治理的基本理念便是,美國依據自己國家利益可以在全球治理中自由出入。正如全球治理是對問題的治理,它并不是對利益的爭奪。因此,對于全球各個國家,尤其是新興國家而言,治理機會應該均等。全球治理體系是由全球共建共享的,不可能由哪一個國家獨自掌握,中國沒有這個想法,也不會這樣做。

其二,全球治理責任擔當理解存在分歧。在國際關系實踐中,合作為本國帶來的收益遠遠大于國家作為獨立主體所得到的收益,行為體為了最大限度地實現國家公共利益加入相關的組織,因此在治理過程中的具體政策制定和實施也就會出現國家行為主體之間的理念分歧,這一現象在國際組織中的主導國之間尤為突出。雖然全球治理與國際組織的理念在不斷更新,但主導國在全球治理實踐中也常常因政治偏見造成組織內部政治沖突。

其三,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了全球治理的共識。新冠肺炎疫情是聯合國成立以來所面臨的最嚴重的世界性公共危機之一,有學者將國際組織在抗疫中的遲緩表現稱為多邊主義危機。在疫情造成的內外困境面前,越來越多的國家趨向重視國內問題,而提供全球公共產品的能力和意愿明顯下降。加之疫情對國際交流與合作造成了客觀阻礙,有些國家甚至試圖采取與世界“脫鉤”的政策,使得以多邊合作機制為基礎的全球公共產品面臨嚴重短缺。

第四,全球治理的文化危機。除上述提及的權力失衡、制度以及倫理困境外,當前全球治理也面臨文化危機,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全球文化秩序出現適應性危機。適應性危機體現在全球文化秩序與當前的政治、經濟治理之間存在嚴重失調,即文化治理面向的結構性與進程性的雙重矛盾。結構性矛盾是指文化秩序的發展與政治、經濟秩序并不匹配。二是不少區域經歷了“文明沖突”的沖擊與地緣政治的回潮。在當今世界的文化秩序中,仍然存在“西方壓迫非西方”的邏輯,經濟、政治與文化全球化的步調差距過大,造成“人心不穩”。心態失調就是文化秩序出了問題:文化不能安頓人類心靈,利欲熏心造成天下失序。作者單位:上海外國語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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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8-30 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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